感谢任强、李欣荣、于明、桂涛、白阳等师友的批评和帮助。
个人与国家、法治与富强，始终是百余年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的核心词汇。第二个层面是正当性和情感意义上的国家。
[60] 尽管这些作者并未明确打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旗号，但他们的潜台词无疑是，只有(而且只要)以立宪的方式解决财政制度的民主正当性问题，政府才能(而且必能)从基层社会中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42]但他进一步主张，要彻底贯彻这一祖训，就必须效法各国之立宪政体。[52]立宪浅说(录乙巳六月初九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1905)，第150页。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同上注，第606-608、610页。一旦实现了这种全民范围的精神总动员，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从而在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杀伐丛林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二、再思立宪国胜专制国话语 (一)天皇制军队与明治宪法 对于日本军人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出所谓高昂士气的原因，当时的日本军界提供了一个和中国立宪派看法完全不一样的神话。[18]作为该时期变法宣传中的名篇，该文实际上没有提供对立宪国何以胜专制国这一问题的解答和论证。此外，由于从甲午战争中获得巨额赔款，陆海军费一度在无须开辟日本国内新财源的情况下，就得到了增加，而国会对此亦无从反对。
在杨度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尤其是其中的国会制度——是实现金铁主义规划的关键制度手段。但这些讨论相对而言都超出了本文的核心主题。实际上，近代宪法中的若干要素，尤其是地方代议制机构这一制度，在康的规划中起着关键作用。立宪胜专制说的第二种逻辑，则是建构出一个各国立宪导致富强的历史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立宪国必胜专制国这一公理或公例。
《东方杂志》中的文章，也多在以上意义上讨论蒙蔽问题。中国之新民：大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续)，《新民丛报》第1年第5号(1902)，第13-22页。
感谢任强、李欣荣、于明、桂涛、白阳等师友的批评和帮助。[57]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非常政治(如面临迫在眉睫的外患)的时刻，赋予国民各类平等权利的立宪政体，确有可能激发出强大的爱国精神和作战士气。在晚清时期，该刊基本上每月发行一次。对国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则能强化国民的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这种权力的强弱与否，取决于是否拥有韦伯意义上的近代官僚制的制度支撑：拥有科层制、职业主义、照章办事等合理化特征的近代官僚制，无疑是支撑起近代国家的行政、财政和军事体制的关键力量。[47]该文提及了日本海军在旅顺口实施堵塞作战(在俄军炮火下以自沉舰船的方式，封锁旅顺口，将俄舰队困在港内)时的一段插曲：又闭塞旅顺港口之举，实为天下最危险之业，当此任者，九死一生可预计者也。皇帝一言，当代遵为科律。[6]参见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6页。
[2]参见赖骏楠：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03年转型为核心考察对象，《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149-157页。真韩非所谓上下一日百战者哉。
[11]正如下文将指出的，早在日俄开战之际，《东方》上的言论就对战争结局下了豪赌，即大胆预言日本将获得胜利。[50]见前注[23]，第116页。
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第8-25页。该问题将是本文下一部分的议题之一。[41]参见侯宜杰，见前注[3]，第35页。[21]因此，作者总结到：夫泰西以立宪而强，是其彰明较著者也。[72]参见藤原彰，见前注[67]，第19-55页。[31]再次则是大小官吏串通一气掩盖腐败情形：于是大官小吏，相率联为一气，但期有辞以搪塞，即不患奸状之发露。
[25]就历史事实而言，有足够的反例可被用来质疑这一谱系或公例。通过对百余年前类似讨论的严肃检视，我们将看到这些讨论的贡献和局限，并将更加明了我们今日的理论使命。
[38]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郑观应成为这种思路之集大成者的典型。相比于该时期《东方杂志》的其余文章，该文建构了一个最为清晰的立宪-富强之国的历史谱系。
[70] 在其他因素势均力敌的局面下，由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和军人素质等因素构成的军事近代化，相比于单纯的士气，或许更能决定战争的走向。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则空言法政改革不足以抵御外患：是则虽举国之学校已开，法律已改，官制新定，译书遍野，农商并辟，理财有术，议院大成，国民皆得自由，士人皆通外学，才俊如林，雄杰满野，岂能以肉薄而御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乎？[81]因此，对于当时国内立宪派极力鼓吹的定宪法、开国会主张，康氏并未在此时积极响应。
杨度在1907年下半年即已归国。当然，这种对天皇神格的崇拜与立宪政体间的激烈冲突，要到昭和前期(1926-1945)才会彻底爆发出来。[47]日本致胜之由，《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1904)，第20页。[48]相比之下，俄军则被《东方》的言论认定为士气低下，甚至连征兵都遭遇困难：近闻俄国中央数省，不能如数募兵队，因该处多是下等农人，故皆畏惧不敢应募。
[8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杨度集》(1)，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22页。而日本当募集决死队之时，应募者实踰所需之额数倍。
(三)海外立宪派的立宪强国论 本文之所以选取日俄战争时期国内立宪派立宪国胜专制国话语这一个案作为研究对象，既是由于这一话语在近代立宪史书写中的关键地位，又是由于这一话语或口号在现当代思想界所能获得的未经反思的情感共鸣。得数饼之银，为保护他人之权利，置其身于可死之乡，募之犹恐不至，何有于征兵乎？[54] 立宪或民主制度激发公民对于自由和祖国的热爱，并促使公民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这种说法，是一种对我们而言不算陌生的政治神话。
他们的立宪-富强民族国家谱系，经过了人为挑选与加工。它出现于战争初期《东方》的立宪鼓吹中。
本文最后对康有为和杨度的立宪强国纲领的简要考察则表明，海外立宪派的思考尽管同样远非完善，但却更接近于国家建设这一议题。[84]参见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若俄胜日败，则世界不能更新。时至今日，我们终于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神话。
例如，《东方》第1卷第5期(1904年7月8日)时评栏中《日本致胜之由》一文，是对英国媒体有关日本军民士气之报道的转载和评价。1873年，明治政府首度制定征兵令，以征兵制度逐步取代旧武士阶层对军事职业的垄断。
故东西各国之兴也勃焉。[28]清帝国广阔的治理疆域、科层制中的文牍主义、地方官行政资源的相对匮乏、难以消除的腐败、权力监督机制的相对不力、对士人言论的钳制、信息技术的落后等等原因，共同导致了蒙蔽的事实，以及历代君主对此的焦虑。
他们倾向于认为，通过议会这一制度渠道，就能够实现对原本分散在各处的全体国民的情感和意志整合。[44]因此，他恳请王大臣出面呼吁朝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全国本，并主张在立宪的初期，可以现有的政务处和都察院为基础，并结合从地方选派的平正通达之绅士，将二者初步改造成上、下议院。
